【新传】变革与思索:从老报纸到二维码——传媒精英进珞珈·第一讲

 发布者:【 武汉大学青年传媒集团 】  发布时间:【2017-05-18 03:26】
 编辑:【 武汉大学青年传媒集团 汪楚琪】  作者:【 文字记者:戴安媛 闻叶舟 图片记者:刘山山 邢乃文】  点击:【499】

2017年5月11日下午2点,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与其北京广播学院(现中国传媒大学)的校友柳棣、柳小满、李小梅一同来到武汉大学,在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的报告厅举办了名为“从老报纸到二维码”的讲座。

整场讲座围绕敬一丹等著的新书《我,末代工农兵学员》展开,该书记录了敬一丹等人作为“末代工农兵学员”在特殊年代的珍贵回忆,“变革”与“思索”,是与这代人紧紧相连的关键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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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,末代工农兵学员》

这是敬一丹与27位老同学合作而成的特殊年代“回忆录”。封面是七十年代老报纸的拼叠。封面底部是8个二维码,连接着优秀播音员的声音。这本书既是敬一丹作为“末代工农兵学员”对那个时代的记录和思索,也是一本“从老报纸到二维码”的组合。

她这样解释“末代工农兵学员”:“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,我才意识到,76级与77级的区别,不是年级的区别,而是一个代的区别。在我入学时,四人帮刚被打倒,而在我毕业时,中共中央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。”而柳小满则形容为“在知识荒漠中长大的‘畸形儿’”。

如钉子般立在历史的转折点上,敬一丹那一辈人的故事就像一块块特殊的拼图,拼成了那个时代的缩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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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离我们很近,离你们很远”

“我们要让90后知道这段历史,了解到——‘读书的自由’不是与生俱来的。”

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?柳小满这样形容:“离我们很近,离你们很远。”

那是一个政治压力大于一切的年代,也是一个相当贫乏的年代,不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。那时,柳棣一个月的口粮加工资是六十斤的红薯。领“工资”时,她在上完早班之后要走15里的山路去挑红薯,来回需要走一整天的时间。

精神上的生活如何呢?敬一丹回忆起中学时代,那时许多名著都被列为“封、资、修‘毒草’”(封建、资本、修正主义),是禁止阅读的。所以在文革中的大量时间内他们都读不到书,“那时我们的中学没有教科书——旧的教科书被批判废止了,新的教科书却还没有编出来。这是荒唐年代的荒唐现象。”敬一丹将自己那时对书籍和知识的渴望称作一种“饥渴”的状态,一看到书就想扑上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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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这样总结跨越了40多年代际的那个年代——世上没有浪费的光阴,只有未曾思索过的生活。

记录与传播:媒体人的自觉

作为一名职业媒体人,敬一丹在“看见”的同时,也自觉担负起记录和传播的责任,《我,末代工农兵学员》便是成果之一。“记录历史、人群,是媒体人的本分和自觉,也是我内心的愿望,”业已退休的她谈及,现在的话语权已不再奢侈,但不变的是,“作为职业媒体人,需要知道什么是有传播价值的。”

要知道去传播什么,是敬一丹在数十年职业生涯中提炼出来的原则之一。“什么东西是经得起时代和岁月考验的?是热闹的东西吗?”她认为需要传播的内容,是有思索、能沉淀、经得起岁月考验的,因而也是有价值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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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到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挑战,敬一丹认真地表示要想方设法将白岩松请到武大来,她认为白岩松“风动,心不动”的思想最能回答这个问题。而她自己的观点则更多的是坦然接受,她认为“‘后无来者’不是一种好状态”。

与敬一丹的平静不同,柳小满谈起同一问题时则是十分昂扬。他激动地站起,走向台前,声音提了起来,“很多人脱离了新闻本体,去追逐与新闻无关的表象”。“要做有责任、有民族感的媒体!”他诉说着那一代媒体人的终生信条,尤其强调要“记住新闻的本体是什么”。

激情仍未褪色,信念老而弥坚,得到的回应是比以往都久、都大的掌声,敬一丹也在一旁赞许点头,言简意赅地评价道:“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。”

讲座的最后,敬一丹半是幽默地对着台下说:“很多年后,记录下《我,最先遇到新媒体的记者》的,也许就是在座的你们。”

这是经历了变革成长起来的老一辈人,对正在经历新的变革的后继者们的祝福。